你更像“曼哈顿计划”式领导者,还是“阿波罗计划”式领导者?
“有些人是‘曼哈顿计划’式的领导者,有些人则是‘阿波罗计划’式的领导者。你会在两种风格之间切换,不过总体上更偏向阿波罗计划式。”
我和 CEO 每周都会边走边聊。有一次,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这到底是在表扬我、批评我,还是仅仅在陈述一个观察?
我琢磨了一会儿才逐渐明白:他其实是在指出,我们在某些事情上的分歧,背后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管理风格和领导方式。

用“阿波罗计划”和“曼哈顿计划”来解释这种差异,是一个颇为新颖的比喻。此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不断调整自己与其他管理者沟通以及给予反馈的方式。
阿波罗计划是美国实施的一项载人航天计划,于 1969 年首次实现人类登月。曼哈顿计划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启动的一项大型研发计划,目标是研制第一批核武器。该计划从较小规模起步,后来迅速扩大,最终动员了超过 13 万人,投入接近 20 亿美元。
这两个项目都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它们所代表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却很不一样。
在这里,“阿波罗计划式”更多代表一种相对灵活的管理方式:面对复杂而高度不确定的问题,以阶段性目标为牵引,在不断试验、学习和调整中向前推进;“曼哈顿计划式”则更强调大规模资源投入、严密分工、集中协调和体系化推进。
两种方式本身并没有绝对的优劣。真正的问题是:
在什么样的组织阶段、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哪一种管理风格更加合适?当不同领导风格发生冲突时,又该如何协作?
不同管理风格为什么会产生冲突?
我职业生涯中最愉快的一段经历,是参与创建一家后来被海外大型科技公司收购的创业公司。
我是公司的前十名员工之一。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挑战是:一边组建工程团队,一边与创始人共同确定产品方向。
我们的产品愿景既宏大又深远,希望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云原生基础设施,包括策略治理、合规、成本分摊,以及为企业决策者提供统一的管理平台等。
不过,我们也清楚,对于这样一类产品而言,当时的市场可能还没有完全成熟。
但有一件事始终非常明确: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一家真正的产品公司,而不仅仅是一家服务提供商。
为了推动产品开发,同时激励这支刚刚组建起来的工程团队,我采取的策略是:先做出一个功能最精简、但具备良好扩展能力的基础框架。
当时,我们已经在开发若干核心开源项目。这些能力未来很可能成为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我们再逐步增加面向付费客户的企业级功能。
这样一来,我就能够先形成一版初步的产品路线图,同时继续从客户那里收集有价值的信息,再用这些反馈指导未来的产品开发。
先跑通一个完整闭环
我们的核心工作流围绕一个名为“扩展管理器”的组件展开。
按照当时的设想,产品的大多数能力最终都将以“扩展”的形式实现。客户可以从受控的软件仓库中,将这些扩展安全地安装到自己的 Kubernetes 集群中。安装之后,管理员还可以进一步配置究竟启用哪些功能。
当然,要让整个系统真正做到安全、稳定,还有大量细节需要解决。
但在最初阶段,我们并没有试图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
我们的首要目标很简单:
先让整个工作流端到端跑通。
我们选择了一项已有的开源能力作为第一个扩展,以此验证整个产品架构和工作流程。
对于早期团队而言,明确这一阶段究竟要做什么、暂时不做什么至关重要。
这不仅能够让早期工程师集中精力,也能帮助我们在招聘新工程师时讲清楚:我们正在建设什么,新加入团队的人会具体参与哪些工作。
在实际研发管理中,这种“小步验证—持续反馈—逐步扩展”的方式,也需要一套能够承接目标、需求、计划和研发过程的工作体系。对于研发团队来说,借助 PingCode 这类覆盖目标、客户反馈、需求、项目、测试、发布和知识沉淀等环节的研发管理工具,可以把分散的信息串联起来,让团队更容易看清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工作,也能在持续获得反馈后及时调整产品方向。
当时,公司正处于快速扩张期,我每周都要花大量时间通过视频会议与潜在候选人沟通。
大多数工程师,尤其是从事基础设施软件开发的工程师,都会问两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如果我加入,具体会做什么?”
“这里真正困难、值得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由于产品尚未找到明确的产品与市场契合点,我需要同时依靠两样东西来吸引候选人:一是宏大的产品愿景,二是足够具体的早期工作内容。
创始团队本身拥有非常出色的行业背景,这当然会吸引一些候选人。
但我很快发现,对大多数优秀工程师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依然是:
我加入以后,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渐进式管理与“大规模建设”思维的碰撞
从我的目标来看,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效果不错。
但在某些方面,它并没有完全满足创始人的预期。
他们当然乐于看到项目持续向前推进,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能够实际运行的成果。
问题在于,这种产品开发方式,与他们过去在海外大型科技公司工作时形成的固有思维并不完全一致。
他们期待更强大的功能能够更快落地,即使他们自己也承认,其中一些能力可能已经领先于当时的市场需求。
这实际上就是两种管理风格冲突的第一次明显体现。
我的思路更接近“阿波罗计划式”:
先确定方向,再用一个小而完整的闭环快速验证,从真实反馈中学习,然后持续迭代。
而他们的思路则更接近“曼哈顿计划式”:
既然最终目标已经足够清楚,就应该尽早建立更加完整的产品能力和组织体系。
两种方式都有道理。
真正的分歧,在于我们对公司当时所处阶段以及应该提前建设多少能力,有着不同的判断。
团队建设中也存在同样的管理风格冲突
这种预期上的差异很快延伸到了团队建设。
像许多创业公司一样,我们公开强调,希望打造一个多元、包容的工作环境。
作为工程团队的负责人,同时又一度承担招聘管理职责,我非常重视这一点。
我的招聘策略是尽可能广泛地寻找人才,而不是过度依赖某几家知名科技公司作为工程师的主要来源。
当然,某些公司里确实聚集了很多符合我们人才画像的优秀工程师。
但我希望避免一个问题:
不要让整个团队逐渐被某一家公司的思维方式和组织文化塑造成同一种样子。
创始人总体上并不反对这种理念,但他们明显更偏爱来自海外头部科技公司和知名开源软件公司的工程师。
这种偏好同样延伸到了工程经理的招聘上。
我更倾向于寻找那些有创业公司经验、行动力强,而且能够适应模糊环境的管理者。
这样的经理不一定拥有最亮眼的大公司履历,但他们能够在信息不完整、流程尚未成形、职责边界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推动事情向前。
而创始人则更习惯从海外大型科技公司中寻找工程经理。
候选人来自什么公司,本身当然没有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
他们对工作的预期,与我们公司的实际发展阶段是否匹配?
虽然创始团队本身拥有令人瞩目的背景,但现实是,我们当时仍然只是一家早期创业公司。
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做出完整的产品,更谈不上已经找到稳定的产品与市场契合点。
然而,不少候选人却是按照成熟大型科技公司的方式来理解管理岗位的。
他们所期待的可能是相对成熟的团队、明确的职责边界、完善的流程体系,以及已经得到市场验证的产品方向。
而这些东西,我们当时都没有。
更让我担心的是,有时候我觉得,创始团队自身也会不自觉地用过去所在大型公司的标准,来要求一家仍处于早期阶段的创业公司。
不同组织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管理者
有一次,这种分歧集中体现在一个工程经理候选人身上。
当时,我非常希望招聘一位更偏“阿波罗计划式”的工程经理。
原因很简单。
我迫切需要把一部分一线管理工作委派出去,这样自己才能腾出更多时间投入招聘、潜在合作以及并购相关事务。
我找到了一位候选人。
在我看来,他完全能够胜任那个阶段我最需要有人承担的工作。
他或许无法一直伴随公司成长,也未必能在公司规模扩大若干倍之后继续担任同样的角色。
但这对我当时的判断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很清楚,未来一两年里,他能够给我和团队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换句话说,我想招聘的是:
此时此刻最适合公司的人。
而不是:
理论上五年之后仍然完美适合公司的人。
然而,更偏向“曼哈顿计划式”的 CEO 并不同意我的判断,最终否决了这次招聘。
我当时非常沮丧。
倒不是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而是因为我很清楚:如果招不到这个人,我当下真正需要的管理支持就无法得到补充。
接下来,我们又陆续面试了不少更偏“曼哈顿计划式”的管理者。
他们背景很好,有成熟的管理经验,也可能非常擅长领导大型组织。
但问题依然存在:
他们期待加入的公司,与我们当时实际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不一致。
随着类似的候选人越来越多,我的挫败感也不断加深。
化解管理风格冲突,关键是修正彼此的判断
几个月后,在一次一对一交流中,CEO 主动重新谈起了这件事。
他说,现在他更加理解我当时真正想解决的问题,也认为自己当初其实应该让我把那位经理招进来。
他甚至问我,那位候选人现在是否还在原来的公司,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联系他。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但我仍然非常感谢他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并坦率地承认自己可能犯了错。
这反而让我更加尊重他。
更重要的是,经历了多次类似的碰撞之后,我们开始逐渐理解彼此的思考方式,也学会了如何更好地适应对方。
我开始理解,他并不是单纯地想把事情做大、把组织做重。
他真正担心的是:如果我们在早期没有按照足够高的标准设计产品和组织,未来可能需要付出巨大的重构成本。
而他也逐渐理解,我强调小步推进并不意味着缺乏雄心。
恰恰相反。
我的判断是,在高度不确定的阶段,真正制约我们的往往并不是愿景有多大,而是:
我们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学习,并根据新信息调整方向。
这也是两种领导风格真正值得彼此理解的地方。
如何化解不同管理风格之间的冲突?
任何组织中的领导者,都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管理风格。
事实上,一个优秀的领导团队,往往恰恰由思维方式并不完全相同的人组成。
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消除这些差异,而是首先认识到它们的存在。
当冲突出现时,不要急于判断究竟是谁“对”、谁“错”,而应该进一步追问:
我们究竟在为什么问题争论?
我们对公司当前所处阶段的判断是否一致?
我们是在解决今天的问题,还是在提前为未来的问题做准备?
如果这个决定做错了,代价有多大?如果晚一点再做,代价又有多大?
很多所谓的“管理风格冲突”,表面上看是性格、理念或者工作方式不同,实际上往往来自双方对于组织阶段、风险以及时间尺度的判断不同。
如果一方关注的是眼下六个月如何活下来,另一方考虑的却是三年之后如何支撑大规模增长,那么即便双方都足够理性,也很容易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因此,解决管理风格冲突的关键,并不是要求其中一方改变性格,而是把这些隐藏在观点背后的假设摆到桌面上。
除了面对面的沟通,很多管理冲突还可以通过更透明的协作机制提前暴露。例如,将目标、任务、决策依据和项目进度集中记录,让不同管理者基于同一套信息讨论问题,而不是各自依赖不同的上下文。对于需要跨团队协作的组织,使用 Worktile 这类集任务、项目、文档、目标、即时沟通和日历等能力于一体的协作系统,也有助于减少信息差,让分歧更早被发现和讨论。
只有当双方真正理解彼此在优化什么问题时,才有可能找到更合适的共同方案。
结语:管理风格没有绝对好坏,关键在于匹配组织阶段
任何组织中的领导者,都可能拥有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领导风格。
关键在于认识到这一点,在管理风格冲突出现时坦诚面对,并始终围绕共同目标协作。
同样重要的是,让领导方式与正在推进的项目以及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匹配。
在公司的早期阶段,你可能会更加受益于“阿波罗计划式”的领导者。
他们能够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工作,擅长用较小的范围快速试验、学习和调整,也不会因为流程和组织尚不完善而停止前进。
而随着公司逐渐成熟,你可能会越来越需要“曼哈顿计划式”的领导者。
他们擅长建立体系、协调复杂组织、管理大规模资源,并将已经得到验证的方向稳定地放大。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领导风格只能分别存在于某一个阶段。
事实上,在一家公司的整个生命周期里,这两类领导者往往都不可或缺。
真正成熟的团队管理,不是要求所有领导者变成同一种人,而是识别每个人最擅长的工作方式,并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应该让哪一种管理风格发挥更大的作用。
“阿波罗计划式”领导者更擅长在不确定中探索和学习;“曼哈顿计划式”领导者更擅长在方向逐渐明确之后组织资源、建立体系并放大成果。
真正优秀的领导团队,需要同时容纳这两种力量,并学会让不同管理风格相互补充,而不是彼此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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